無色無味無臭的外國勢力

無色無味無臭的外國勢力

文:薯伯伯

在上世紀 80 年代,美國忽然興起一種道德恐慌,名叫「撒旦虐待儀式」,簡稱SRA(Satanic ritual abuse),有人指控一些神秘團體對人身的侵害或性虐。信者言之鑿鑿,聲稱這些撒旦組織偏佈全球,包括了不少世界精英及富人,他們專門綁架小朋友,淫之賣之,迫其下火坑。

不過有關 SRA 的所謂證據,無論是消息來源,又或是指控方的陳術等,全部都有極大疑點。其中最著名的「證據」,來自一個名叫 Laurel Willson 的女子(注),她聲稱自己因姦成孕,生了三個孩子,然後又說孩子被犧牲去祭撒旦。

事情鬧大之後,官方介入調查,但 CIA 或 FBI 也找不出任何證據,甚至發現 Laurel 根本沒有懷過孕,只是愛出鋒頭,希望得到別人的注意。不過這一調查結果,並沒有動搖那些從一開始就相信撒旦虐待的人。在他們眼中,無論事態如何發展,也是支持自己論述的證據,即所謂確認偏差(confirmation bias)。最可笑是縱然提不出任何證據,在他們眼中,就是最佳的證據。

你找不到任何證據,不就證明了撒旦的厲害嗎?他們把自己的痕迹完美隱藏!

沒有任何可入人罪的調查結果嗎?那肯定是撒旦滲透進去政府,官方刻意包庇!

世界充滿著平行的時空,若然把撒旦虐待儀式,改編成香港版本,那麼這個撒旦,名字叫做「外國」,他們每天舉行著反華勢力虐待儀式。如果每個男人心中都有座斷背山,那麼林鄭心中,一定有一個極為抵得諗的外國朋友。這個叫「外國」的份子,無色無味無臭,卻又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無所不能。這個叫「反華」的勢力,有承擔,有堅持,任勞任怨,極抵得諗,一切惡行都能歸到他的頭上。你做錯事,他幫你承擔所有惡名。你想卸膊,他幫你包底所有責任。

百萬人上街表達不滿,在政府高層眼裡,不覺自己有問題。社會不靖,是誰一手造成?原來不是漠視民意,強推惡法,而只是「反對份子」勾結了一個名叫「外國」的撒旦朋友。

警民關係惡化,難道不是政府凡事只懂把警察硬推到最前線,以為用武力威嚇就能解決紛爭嗎?立法會運作受阻,難道不是因為強推惡法,漠視一百零三萬市民的後果嗎?但在官場中人眼中,卻只有一個簡單的解釋,就是「反對派」勾結了一個名叫「外國」的撒旦勢力。

不過話又說回來,HK01 指,政府內部將會把六一二事件定性為「一場由外國策動的顏色革命」,這句話後來被林鄭月娥否認了,但我倒是認同這個觀點。因為六一二事件的罪魁禍首,是一個曾經擁有外國居留權的人,及後雖然放棄此權,但將來如有必要,可以藉著她那個不問世事不問政事的外籍配偶而獲得異國他鄉的居留權,掹衫尾都算是「外國勢力」。

注:文中提到那個名叫 Laurel Willson 的奇女子,後來又改了個猶太名字, Laura Grabowski,並聲稱自己是大屠殺的倖存者,當然也是毫無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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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有教徒在添馬公園對著警察唱聖詩,身為非教徒的我,也希望你們可以用歌聲,驅走那些無色無味無臭的撒旦。攝於 2019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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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理世事不問政事

不理世事不問政事
文:薯伯伯
我有一個相識,他雖然經常強調自己是中立,但談到政府施政或警察執法,他其實取態很鮮明,就是全都是偏袒政權一方,極之親建制。親建制當然沒有問題,但親政權的同事,又自稱中立,就變得很可笑。你問他:「難道警方武力攻擊手無寸鐵的人是對嗎?」他就會很「中立」地說自己對時事沒有意見,卻又答道:「警方只係維持秩序。」我總是很詫異,為甚麼有這樣的人,不食人間煙火,居然對警方濫權,甚至見到有手無寸鐵的年青女示威者跌倒在地,警力仍然用盾牌不停攻擊之,還是覺得沒有問題?
我又有一個相識,政治立場極不明朗,但說到修訂逃犯條例一事,從他的語氣來判斷,肯定是堅決支持。在 2019 年 6 月 9 日有一百零三萬人上街抗議惡法之後,他卻表示,如果不能修訂逃犯條例,那麼香港人在台灣殺人後潛逃的事件,兇手豈不是可以逍遙法外。我總是很詫異,為甚麼有這樣的人,不食人間煙火,台灣早就表明不會接受香港單方面的移交安排,真正關心此事發展的人,又怎可能會置若罔聞?就像別人談論到 2019 年大事回顧,你怎麼會在年底才開始關注同一年度的新年賀詞?
我還有一個相識,總是避談自己的政治立場,以為沒立場就代表客觀公正,但從他的言論,對近年不公之事,都覺得是當時人自己犯了罪,只有犯罪的人才會驚恐。他們對刑法有無止境的信心,他們看到一百零三萬人上街,只懂得問:「到底犯了多大的罪,才會如此害怕被送到中國受審?」他們認為被抓之人都是死有餘辜,罪有應得。按他們的想法,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肯定就是自己身有屎。我總是很詫異,為甚麼有這樣的人,不食人間煙火,政權一直以來,用盡各種名目,安插莫須有罪名,例子比比皆是,從經濟刑責去打擊異見,到隨意安插的顛覆國家政府的罪名,真正關心自身權益的人,又怎麼可能完全沒有聽過或擔心過?
我一直很詫異,大家生活在同一個社會,怎麼有些人對於政權千依百順,唯命是從,甚至會幫著強大的政治機器,去批評那些努力爭取眾人權益的人。難道他們連對國家機器的半點懷疑也做不到?難道他們沒有思考過這些矛盾?難道他們沒有留意新聞事態發展?難道他們真的可以做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我思考了這個問題很久,直至在 2019 年 6 月 12 日,看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對著無綫電視台的訪問,這才明白究竟。
林鄭月娥在訪問中提到:「(社會上有聲音)話我賣港?我點樣賣港?⋯⋯你知道喺我屋企有位不理政事、甚至不理世事嘅老公——林先生,佢對(賣港)呢兩個字都好有意見,佢嘅講法係:你點可能賣港呢?但你真係有問題,你做行政長官之後,就真係賣咗個身畀香港。」
我恍然大悟,訪問的關鍵在於,鄭月娥的老公林先生原來是個不理世事及不理政事的人。那麼林先生不認為自己老婆賣港,那就完全明白了。原因很簡單,正正就是他根本是個不理政事、不理世事的人,所以才會把一個賣港賣的人,誤以為不是賣港。
按同一道理,那些認為警方沒有濫權的人,那些認為修訂條例沒有問題的人,那些以為只有罪有應得的犯人才會被抓的人,以及那些覺得林鄭月娥沒有賣港的人,其實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是不理世事,不理政事的人。估計正是因為不問世事,才能活得如此瀟洒,無知的人最幸福,也真是不無道理。
可是,跟這種不食人間煙火的人對談,你不會誤把對方當作將軍澳的清泉,反而只感淡然無味,就像是把一滴香放進一加侖的水桶裡,味同嚼蠟,嘴裡淡出個鳥來(注)。
注:「鳥」讀 diu2,同「屌」,指男性生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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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香港反送中遊行現場,雖然官方指責示威者「暴動」,但遊行期間無燒鋪,無燒車,無人乘機搶劫,無人隨便放炸彈,無人去炸死手無寸鐵的姐弟幼童,更加無人去炸死電台主持,遊行人士守望相助。以世界任何標準去評之,根本就是和平示威。示威者為了眾人的利益站在最前線,都是值得敬重的英雄。照片攝於中環夏慤道,日期為 2019 年 6 月 12 日,下午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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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殖民時期

後殖民時期

文:薯伯伯

話說在殖民統治時期,自「抵壘政策」取消後,港英政府強逼香港人攜帶身份證,而警方截查市民身份證的比率也大大增加。按警方數字,自 1980 年 11 月 25 日至 1982 年 9 月 10 日止,曾截查 15 歲以上市民的次數,達到 1101242 人次。

警方截查行動太過頻密,令市民極度不習慣,經常有人忘記帶身份證而被檢查,也加大了法庭的工作量。

當時有法官指出,雖然法例要求每人也攜帶身份證,但警察不應無緣無故截查市民。

一位在銅鑼灣法庭主審、名叫威爾遜的法官說道:「警方只有權截查可疑人物,而非一般市民。」該法官在 1981 年 11 月後數月之內,把三百多名忘記攜帶身份證的市民即時釋放,並不判任何罰款。

殖民時期(注)的法官,對於警方濫權搜證,一於實行「你有你捉人,我有我放人」的態度。

及後殖民時期的港英政府再行修例,其中增加了以下查證時的條件:

一,持證者若能在 100 米範圍內出示身份證,也算是「隨身攜帶」。
二,警方必須有充分理由,才能截查市民身份證。
三,截查的理由包括,有跡象懷疑當事人為非法移民。
四,有跡象懷疑當事人有非法活動。

說起來世事真的很可笑,在殖民時期,香港人感到被政權尊重,而本身有制度歧視(institutionalized discrimination)的殖民政權,面對民間聲音,也不敢完全橫行無忌。

為甚麼香港人在殖民政權下,會強烈感到自己才是這片土地的主人,反而在殖民後的時代,卻感到真正的後殖民主義?

(此文的資料及數據,來自鄭宏泰及黃紹倫的《香港身份證透視》,三聯出版,2004 年。)

注:殖民時期指的是英國管治香港的實際年期,而不是按聯合國在 1971 年的「第2908號決議」來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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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這張照片來自立法會議員毛孟靜的 Facebook,在 2019 年 6 月 11 晚上,她寫道:「金鐘地鐵站好多警察,將年輕人㩒埋牆罰企,一字排開咁查身份證,查完又唔俾人走,擺喺到示眾。有睇唔過眼的市民行埋兩步影相,都俾啲警察鬧。現場消息話,有近一半俾人查嘅年輕人係喺金鐘地鐵站lobby等埋朋友一齊過政總祈禱會的基督徒,另有一半係圍觀駁左兩句嘴嘅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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